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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克拉”与“老克勤”--《寻找“上海老克拉”》自序

建筑世界(2007-7-20) 上海老照片 来源:易文网 点数:16618
    近年来,“老克勒”这个称谓突然在上海时兴起来。不论是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,还是电视台的专栏节日中,都有此公的身影,炙于可热得很!于是乎,一些自以为有些腔调的人,便粉墨登场,言必称“老克勒”,以至于拥趸成阵。
    多年前,由于写作几本关于老上海的书,我曾涉猎过百多种的老上二海史料。奇怪的是,我却未曾见过有关“老克勒”的片鳞半爪。面对似成定论的“老克勒”,我惶或不已,就此求教于一些前辈,大多爱莫能助。于是,便对“老克勒”一词便生出了疑惑:
    何谓“老克勒”? 
    钱乃荣先生在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上给“老克勒”下过这样的定义:“所谓‘老克勒’大致是指那些旧时的优秀白领,温文尔雅,领中外时尚与知识之先,工作勤奋专注,尊重女性,有绅士风范。他们对上海经济繁荣具有独特的贡献。同时这个阶层收入高,消费也较前卫,讲究服饰和休闲的摩登,在上海社会的文化生活中甚为活跃,在休闲方式上也领潮流之先。因此,在上海市民的眼里,觉得他们很‘懂经’,精通上海中西融合的时尚和社会。追溯恰如其分,魅力独特。‘老克勒’对中西结合的海派文化的传承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……”
    以钱先生之论,如此“老克勒”,别说堪称老上海人之楷模,即便是在今天仍有推崇的空间。不过,此等的上好男人,可有史料支撑否? 
    在我的认知里,“老克勒”一词的出现并不遥远,它与通常意义上的“ 老上海”相去甚远,更与“老上海”的历史无缘,连叨陪末座的资格也不具备。
    “老克勒”,只是新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条件下的一种人文现象。
    “老克勒”,其实并不“老”,他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,也就是自然灾害的“三年困难”时期。
    之所以定位在这个时期,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
    众所周知,上海人历来是蛮讲究穿着打扮的。然而,新中国成立后,穿衣打扮就不再是个人的事,它和政治挂上了号。于是,西服、旗袍、三节头的尖头皮鞋、高跟皮鞋,还有首饰,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象征;代之而起的是清一色的列宁装、中山装、青年装。在“左”得可笑的政治高压下,那些在老上海有些家底的、也曾有过几套时尚衣物的人家,便只好将这些“老货” 压进箱底,省得多事。
    尽管如此,人们在穿着上的惯性思维却难以泯灭,女人则尤甚。
    江南梅雨季节刚过,上海石库门里的女人们便将旧时购置的、或是专门量身定做的曾经时尚过的衣物从箱底里翻检出来,公然高高地晾晒在石库门的上空,谓之:晒霉。她们边曝晒,边挥起手中的藤拍在衣物上夸张地拍得震天价响。那潜台词分明是:大家睁开眼睛看看,阿拉从前还是蛮时髦(尚) 格! 
    男人哩?老上海的奢华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。箱底压着衣物,缀着他们梦境里的青春岁月的碎片。一旦时局与政策有所松动,深锁在记忆里的旧时烟云又缕缕小绝地缭绕在他们的心头。到了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”,由于物质严重匮乏,全国人民的衣食等供应,都被有计划地限定在一定数量的“ 票”、“券”、“证”上。其中,买布做衣服就须凭布票。然而,布票和钞票都有限。于是,他们就从箱子底下将那些藏了多时的老货,如双排纽枪驳领式的西装、镶拼式三节头的尖头皮鞋,翻检出来穿着。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多或少都享有吃“定息”的特权,所以抽雪茄烟、叼板烟斗、喝咖啡、听留声机里飘逸出的怀旧乐曲,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。如今,再配上这一身行头,让街上的人看了,惊羡不已。于是,有人便对这些洋派而“另类”的男人,冠以一个英文单词“Color”,即“色彩”来赞叹,谓之:“ 迭个人蛮‘克勒’的!” 
    “老克勒”的出典,大概就在于此吧。
    有意思的是,后来我在钱勤发先生发表的《什么“老克勒”?》的文章里,读到了另一种诠释:“……‘老克勒’是上了一定年纪的‘白相人’… …‘老克勒’就是有钞票的过彩色日子的‘老男人’。上海人都知道,在旧社会,所谓的‘彩色日子’,无非是饭店上上、舞厅走走、混堂孵孵、书寓混混、酒吧泡泡,除此之外,不知‘老克勒’还有什么‘格调’?……” 
    钱勤发先生的论点与钱乃荣先生截然相悖!两种不同结论,定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义上的上海老男人。
    钱乃荣先生笔下的“老克勒”过于理想化,有子虚乌有之嫌。为钱勤发先生所不屑一顾的“老克勒”呢?分明是个洋装青皮,走笔则无趣!
    即便如此,我还是赞同钱勤发先生的论断。
    这是因为在好几次联系采访时,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拒绝。有几位上海滩很有声望的耄耋长者,在婉拒了我的采访要求之后,还好心地劝我放弃写 “老克勒”。原因说来也很简单:坊问传言的所谓的“老克勒”的定义,不过是对于“color”的一种硬译,说穿了,那只是一种望文生义的产物罢了。没有多少历史依据的。即便如此,以眼下见诸文字的“老克勒”,其概念也大多模糊不清。所谓的“老克勒”,全多也只是人为地杜撰出来的一种另类,是相当上不了台面的。换句话说,稍有些身价品位的、有作为的上海男人,大多不肯沾“老克勒”的光,更不会忝列其中。
 可悲的是,这种臆造的、误人不浅的“老克勒”居然成了一种时髦。
    我无意也无权反对别人写作“老克勒”,因为大家都行走在“山阴道上 ”,观景、品景的角度不尽相同。你在“老克勒”上码不出字儿来,那是你没能耐。再者,胆儿大的,如今都云遮雾罩地自诩“老克勒”,隔三差五地在电视里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连他都不明就里的“老克勒”腔的,大有人在哩!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    在“老克勒”面前,我曾一度气馁。
    细细一想,又于心小甘,因为占据在手头的一些写作线索岂肯轻易放弃?况且,这些多少也能关乎百年上海滩的人与事,不去发掘,不去写作,实在是太可惜的事。
    文化遗老张冰独先生告诉我说,早先的上海人,将那些生活方式独特、身份不一般、且阅历较深,在某个领域里颇有影响,当然看起来也蛮有点“ 派头”的男人,谓之:“迭格人蛮克拉的!”
    张先生的这番话如电光火石打通了我的思路。
    这是缘于一个英义单词:Carat,音译为“克拉”,即钻石的专有重量单位。
    “克拉”与“克勒”绝不可同日而语,音译一字之差,却有着两个截然不能等同的人文概念。
    我不由地想起了一位“上海老克拉”给我讲述的老上海的一段轶闻趣事。
    当年,旧上海工部局在给上海的马路命名时,曾采用了“以中国城市名来冠东西走向的路名,以中国省会来冠南北走向的路名”的原则。于是,便有了东西走向的南京路、北京路、汉口路、九江路、福州路,南北走向的四川路、山东路、河南路、浙江路、湖北路、云南路、广西路,等等。当然,英国佬掌权的工部局在定路名时,少小了要听那位老资格的头牌专职翻译的。令人发噱的是,那位仁兄居然“拆起烂污”,将东西走向的“五马路”定名为广东路,造成了省名与城市名的错用。究其原因,英文中的“广州”与 “广东”虽译音近似,但实指却是大相径庭的事。
    这位翻译仁兄竞将两者错译混用。真是“大舞台对过——天晓得”。
    这种低级错误照理来说不难被发现,并及时地得到纠正。然而,旧上海 “促狭鬼”多来西。侬格位老兄不是在工部局挂了头牌翻译官吗?那好,老子就先装装糊涂,闷声不响将错就错让你翻译的路名出笼。一俟正式定了名,并且在《申报》上刊登之后,嘿!对不起!我再撺掇一班小报记者写文章来 “触触侬格霉头”! 
    当工部局知晓真相时,生米已经煮成熟饭,为顾及面子,尽管贻笑大方,也只好一股“腔势”混到底。由是,便落下了这一历史的笑柄。
    这则老上海的轶事与“克勒”之于“克拉”,多少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 ! 感谢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陈宁宁女士,她给了我一个书名:《寻找“上海老克拉”》。
    这令我豁然开朗!因为,在我所采写的人物中,有的已几近人瑞,他们或多或少都在上海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。他们的亲历亲为,对于补缀上海史,具有一定的价值。
    也许,读一读《寻找“上海老克拉”》,会使你有所收益! 如果这本小书还能让那些心甘情愿地掏出银子来买我书的“上帝”觉得有点意思的话,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。
 
2006年中秋夜  写于“抵膝斋”
 
(胡根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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